知識分子的失落感

于氏兄弟與訪客以及生教職員攝於台灣生產教育所門內　　我是在菲律濱土生土長﹐惟由於父親是華文學校教師﹐又創辦華文日報﹐故免不了受五四運動與三十年代中國文藝的薰陶﹐加上九一八、一二八及七七抗戰的磨鍊﹐民族感情深厚﹐尤其當時華僑社會主流思潮是身在番邦心在漢的過客心態﹐抗戰又深深烙印讀書報國的思想。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便迫不及待﹐在同年年底撕毀在菲居留的證件﹐乘聯合國難民船返回上海﹐投奔我大伯的長子長纓﹐滿腔熱情﹐希望在國內升學﹐並投效國家。在上海逗留三個月﹐目睹上海國民黨軍隊「慘勝劫收」後的民怨及頹廢氣象﹐我失望至極﹐才決心重返菲律濱。離開上海時我運帶三千本薪介石著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返馬尼拉推銷。　　一九四七年我護送庶母與三幼妹以及報社二位姓葉同事的妻小回福州。會見久別的親人﹐竟被當異鄉人看待﹐我被認為洋化到不易適應家鄉的生活方式﹐起居都特別照應﹐這使我感到異常不舒適﹐雖然明知家人是出於善意才刻意款待。　　相隔三十年後﹐我第一次攜帶全家大小九人回到解放後的中國大陸﹐受到貴賓式的接待。這是一九七五年文革後期﹐我覺察到中共幹部與老百姓之間有著鴻溝。　　或者是旅程受到過份優裕的招待﹐而對知識分子被打成臭老九﹐ 萬世不可超生﹐我這出身小資產階段的知識分子感到很不是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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