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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獲自由的新生活
我在台灣被監禁了三年四個月。長城比我早一年離開台灣﹐他先 到美國舊金山﹐一九九二年在舊金山去世。在他去世的前五年間﹐他 主要是從事美國人到中國投資仲介生意﹐自己成立了一個顧問公司﹐ 介紹美國大企業到中國投資。有幾次他租了波音專機（747）帶著幾百 個美國各跨國大公司的高級職員去訪問中國。 一九八二年我去北京時﹐他也帶了一個訪問團到北京。他們那個 團住在釣魚台賓館。大家笑他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因為他不懂得適當 收費。他做的生意不貼錢﹐也不嫌錢。他很有活力﹐很會聯繫﹐很有 點子﹐而且也是很有衝勁地做。因此他在北京､廈門都設有顧問公司 ﹐建南銀行的董事長吳道盛﹐看到在大陸做生意有前途﹐在七Ｏ年代 末﹐請長城幫他們聯繫在中國設分行。分行沒有用菲律濱建南銀行的 名義﹐而是由舊金山的建東銀行設立分行。建東銀行是建南銀行在美 國設立的一個獨立機構。剛開始﹐長城當他們的辦事處主任﹐後來銀 行設立後﹐就委任他當副行長兼總經理。這是中國解放後第一家外資 銀行在中國設立辦事處與分行。不久長城離開銀行﹐繼續做仲介工作 ﹐他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廈門舊金山兩地奔跑。 我離開台灣後也先到舊金山去﹐後來因為居留的問題去找美國的 國際新聞學會分會幫忙。由他們幫我們打聽﹐得知加拿大的移民法律 較富彈性﹐我就到加拿大去。我有一個時期﹐認為菲律濱既然不能居 住了﹐那就回到大陸去吧。那時我真的有那種意願要在大陸定居﹐可 是後來沒去成。一方面是大陸不肯接納我﹐因為我們根本不是他們的 人。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我帶著一家大小回大陸去。這是大陸解 放後我第一次回國。我們訪問了紅旗單位﹐韶山、延安、紅旗渠、大 寨等。那個時候﹐並沒有見什麼人﹐我也沒有要求見什麼要人。我們 事先聲明不對外宣佈。這一次訪問給我的印象很深刻﹐覺得大陸精神 面貌有重大變化﹐城市改變並不大。這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政策有點 僵化﹐口號很多﹐實際工作很少﹐很多政策不太靈活。我有一種很沉 重的感覺。 在中國的七十多個日子裡﹐使我感覺到﹐作為一個海外中國人﹐ 「客卿易為﹐家臣難當」。我見到一些老前輩﹐他們一生為共黨賣力 ﹐出生入死﹐文革期間卻被鬥爭得死去活來。我就有那種感覺﹐要想 起作用的話﹐替國家民族做點事﹐最好還是留在海外。因此﹐我當時 有一種雄心﹐現在已經沒有了﹐就是說﹐海外的中國人若能在報刊製 造些輿論﹐會比住在國內的中國人起更大的作用。旁觀者眼清﹐我們 在海外是站在局外人角度觀看﹐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一些問題。國內 的只緣身在此山中﹐看不清廬山真面目。於是我就決定定居加拿大。 我一家九人想要在加拿大重新打基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時錢 也不多﹐所以回到加拿大就開了一家小商店。那時﹐老大只有十五歲﹐ 老么五歲﹐經營那個雜貨店﹐什麼都要自己親手去做。有一位報界沈 姓的朋友﹐在加拿大通訊社任職﹐有一次去看我﹐看到我的處境一直 搖頭﹐認為我竟然窩囊到這種地步。說他不會為五斗米折腰﹐要是他 ﹐他不會幹。我卻不覺得有什麼不對﹐那也是一份工作﹐我不去搶又 不去騙人﹐為著生活只能如此。 在多倫多住了將近十年﹐除了經營店舖以外﹐社會工作也多少做 了一點﹐參與了一些促進加拿大和中國的友好工作﹐幫加拿大人多了 解一點中國的情況。有的時候放映一些大陸電影。大陸派遣留學生到 加拿大﹐就幫助他們了解外面世界的情況﹐使他們了解加拿大的政治 運作、政府的組織。 一九八二年我帶領了一團加拿大華裔醫生訪問團回大陸去。那次 回去是跟著那個團到處遊玩。一九八九年則是由菲律濱回去大陸﹐去 了兩三天而已。那次回去﹐我直覺得情況很不穩定﹐不滿的情緒很高 漲﹐前兩次見過老朋友﹐這次再見面時﹐對當前不滿的情況非常敢說 話。六月就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其實天安門事件在三、四月間就在醞 釀著﹐大家對現狀不滿﹐像官員貪污等﹐對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很失望。 一九九二年我再回國過一次。是為了安葬先父的骨灰﹐順便到武 夷山去玩了一趟。本來只打算停留兩天﹐沒想到因班機的問題﹐卻住 了十天。武夷山很不錯﹐我小時候曾去過長汀（在閩西）﹐很窮的山 區﹐當時武夷相信也很窮﹐可是這次去﹐武夷山的繁榮使我非常驚訝﹐ 差不多大路旁的房子都翻新了。武夷相當清幽﹐比碧瑤有過之而無不 及﹐景色來說﹐雖不如宣傳說的那麼好﹐不過確實是一個清靜休閑的 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