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就義
 
(左)于長庚總編輯攝於廈門天馬山于以同烈士墓;
(右)于總編輯攝于岷市華僑義山埋葬其先父于以同烈士衣冠的烈士紀念堂
　　抗日戰爭開始﹐海外華人社會積極聲援抗戰﹐尤其是抵制日貨﹐
使日本經濟受到很大的打擊。日軍因而對文化界人士以及抗敵會抵制
仇貨小組恨之入骨。日軍佔領馬尼拉就到處逮捕華僑領袖。那時先父
有一位台灣朋友勸他去報到﹐保證不會有事。那位台灣的朋友祖籍是
福建﹐因台灣有親戚而住在台灣。先父為了避免連累報社同仁﹐就自
行報到受拘。拘禁時間﹐先父病了﹐日軍放他回家。一九四二年四月
九日﹐巴丹半島（Bataan）淪陷﹐日寇決定要給華僑一個下馬威﹐又
把這些人捉回去。日軍曾想利用先父來說服這些僑領捐錢、組織傀儡
商會﹐又要他出報紙。可是先父並沒有答應。聽說在日軍軍法審判時﹐
被捕的菲華抗戰後援會主席曾對日本人說﹐我們對政治一無所知﹐真
正在喊抗日的是教育界和報界﹐我們做生意的什麼都不懂。結果這些
商人只被判刑幾年﹐而抵制仇貨小組成員和中西小學校長顏文初與先
父則被判死刑。他們比中國駐菲總領事楊光泩烈士早兩天（即一九四
二年四月十五日）在華僑義山遭日軍槍殺。

　　先父就義之事﹐我們一直被蒙在鼓裡。那時日軍曾把先父的一些
遺物﹐如眼鏡、小提包、衣服還給我們﹐但並沒有把實情告知。我們
一直希望父親能逢凶化吉。做兒女的﹐希望這只是日軍的一種恫嚇手
段。直到一九四五年﹐日軍戰敗後﹐由看守義山的吳天賜先生證實﹐
先父和其他十位華僑已在義山就義。抗敵會等僑團偕同烈士家屬於一
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赴義山﹐就當日標誌地點﹐找到了先父的骨骸。
烈士們的屍骸挖掘出來後﹐抗敵會的人說﹐要好好地給他們安葬。那
時國民政府建議要把他們和總領事楊光泩烈士一同埋在南京的紫金山。
這是很高的榮譽﹐可是烈士家屬討論後的結果﹐認為我們的家人都在
菲律濱﹐埋在紫金山固然是很高的榮譽﹐可是日後子孫要掃墓祭拜就
非常不方便﹐所以決定把骨骸留在菲律濱。

　　現在華僑義山上的烈士紀念堂是幾年後才蓋的。那時打到骨骸後
﹐先存放在甕裡﹐那些甕並沒有存放在義山崇福堂裡面﹐而是隨便放
在外面的屋簷下﹐一下起雨來甕裡就浸滿了水。我看了很傷心﹐沒想
到忠烈的骨骸﹐卻要遭受如此「厄運」。我非常氣憤﹐因此寫了一篇
散文登在《商報》上﹐題目是﹕《我不做烈士》。文章很短﹐大意是
當烈士很不值得﹐死後還要遭到如此之恥辱。因為這樣﹐我決定把先
父的骨骸運回祖國去。先母去世後埋在鼓浪嶼﹐我於一九四六年把先
父埋在先母的墓旁。現今義山上烈士堂裡埋的只是先父的衣冠。

　　我那年回去的時候﹐庶母和三個異母妹妹一同回去﹐不再來菲。

　　庶母和我三個異母妹妹在菲的生活比較困難。戰後馬尼拉是一片
廢墟﹐大家的生活都很貧困。

　　我與先父接觸的時間並不太長。他一向都很將就我﹐一有機會就
帶我出去見見他的朋友﹐那可能是一種補償﹐也可能是父愛的表現。
他對城哥並不是失望。城可是比較活躍﹐也許父親認為城哥比較能夠
兒獨立﹐而我卻需要多一點的關心﹐可能是如此。我對他最深的印象
是他那不武而威的尊嚴。他在一般人面前﹐不苟言笑﹐實是外冷內熱。
他公務忙應酬多﹐晚飯很少在家裡吃﹐可是不論他幾點回家﹐總要到
我的睡房巡視﹐看看我的棉被有沒有蓋好。他就義的年紀不大﹐時足
五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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