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報》的傳統與立場

故牙西亞總統頒榮譽獎狀給本報總編輯于長庚先生　　《商報》一向似乎是逆著潮流走﹐這可能跟我們家庭歷史有點關係。我們是滿族﹐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後被誣為保皇派。實際上我們的思想是相當進步的﹐但是由於我們是滿族﹐很容易被人冤枉加誣為保皇派。　　抗戰時期﹐《商報》刊登的新聞﹐客觀地報導了戰爭的實況。例如日本人打勝仗﹐我們就不加隱瞞地照實報導。那個時候的《新閩日報》報導的是中國軍隊每天都打勝仗。《商報》的新聞除採用中央社與合眾社電訊外﹐合眾社若果引用日本同盟通訊社的報導﹐《商報》也據實譯載﹐就這樣《商報》便成為「漢奸」報。　　記得我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回到馬尼拉那天﹐正好是西安事變後「蔣出西安」之日。《商報》沒有出版號外﹐報導這件事﹐很多人鬧著要退報。那天我在報社﹐一拿起電話機﹐來話幾乎都在咒罵。因為張學良扣留蔣介石的時候﹐沒有一家華文報社敢報導﹐《商報》首先出號外。我們認為那是一件大事。到了蔣出西安的那天﹐《商報》只報導了這件事﹐而沒有出號外﹐因此被指責為「反蔣」。有人甚至在另一家報紙上刊登連名宣布退報的聲明﹐指責《商報》在意識形態上反蔣。那個時候我還小﹐對這件事的了解也不是很透徹。　　假如說是意識形態上反蔣的話﹐我應當這麼解釋﹕《商報》一向是主張抗日﹐瀋陽事件、馬占山抗日﹐一二八淞滬戰事﹐對蔡廷鍇十九路軍的支援﹐這一連串的抗日事件﹐《商報》一直都是鮮明地站穩民族立場上反日。對蔣介石（國民黨）一直認為力量還不夠與日本對抗﹐《商報》不以為然。不過總的態度來說﹐《商報》還是支持國民黨政府的。　　閩變的時候﹐十九路軍退到福建﹐蔡廷鍇設立福建人民政府。那時此地的華僑﹐包括先父及李清泉等人都支持蔡廷鍇。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許友超（即當今參議員許爾琦Nikki Coseting的祖父）才回廈門去當市長。換句話說﹐本地華僑與蔡廷鍇來往甚密。這種情勢可以說是基於華僑愛故鄉的心態。當時的國民黨的確是很腐敗﹐華僑對蔡廷鍇的支持﹐不過是希望祖國會早日強盛起來﹐不是有意介入祖國政治﹐只是對家鄉的關懷。　　《新閩日報》的誕生是反映僑民關懷家鄉的最好例證。《新閩日報》創辦的動機即為了要救閩。當時福建發生天災﹐華僑發動賑災募捐﹐之後出版《新閩日報》。我認為華僑的基本立場﹐是愛鄉愛國的。先僑在此地開創事業﹐一旦有了成就﹐他們就會在中國設立分公司。像那個時候的「中興銀行」﹐在上海、廈門設有分行。這種趨向﹐ 很明顯的反映華僑愛國家、愛家鄉的心態。他們一直想有朝一日回國﹐ 只把僑居地方當作暫時居住地。「華僑興業公司」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立的﹐先父也是發起人之一。廈門的「華僑新村」﹐就是這個公司興建的。發起人是楊孔鶯﹐他是華文簿記案的原告﹐也是「商報」的董事﹐是先父的摯友。他是故意觸犯簿記案法﹐以身試法﹐來做為試案。華僑興業公司的計劃之一是要籌築漳廈鐵路。我們可以從這點看出僑胞對祖國強烈的愛心。　　華僑的愛國熱忱也反映在華校當時的教育方針。我記得在華僑中學讀書的時候﹐校長對我們勉勵說﹕「你們現在在這裡受教育﹐目的是在學業完成後回祖國升學﹐報效國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當時華校教育的目的並不是要學生在菲國繼續升學﹐而是要銜接國內教育。抗戰時期讀書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救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菲華報界﹐政治立場是這樣的﹐被認為左派的是華支出版的《華僑導報》和洪門支持的《僑商公報》等。《中正日報》、《大華日報》、《公理報》、《重慶日報》等﹐是屬於右派。《商報》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左派指責《商報》是右派的走狗尾巴﹐而右派卻認為《商報》不夠右﹐因此也多方排斥。那時候﹐有十家華文報紙﹐是華文報最鼎盛的時代。後來《華僑導報》和《僑商公報》相繼關閉﹐因為羅哈斯（Manuel Roxas）當選為總統﹐而在那次總統競選中﹐華支公開支持歐斯民納（ Sergio Osmena ）﹐華支的領導人許敬誠﹐公開演講支持 Osmena 競選。一九四六年《導報》被關閉。《僑商公報》拖延一個時期﹐得許志北全力支持。許志北在麥格塞塞（Ramon Magsaysay）當總統的時候被遣送赴台灣﹐不久《僑商》也關閉。在這種情勢之下﹐與被視為右派華文報紙相形之下﹐《商報》便被劃成了左派。　　其實﹐《商報》一向都不偏左也不偏右。《商報》既然是由商會會刊脫穎而出﹐理所當然的是站在商會的立場﹐在商言商﹐也就是站在本地華僑商人的立場和利益來辦報。這樣很自然地就跟國內的政策有所不同。國內的政策是以國家利益為根據﹐與地方利益有時會有所出入。中央與地方利益是常有對立的。譬如《商報》的立場是國家不該外交至上﹐看得太重﹐而把僑務工作看得太輕﹐只是為了外交上權宜的方便﹐隨意犧牲華僑利益的立場來為僑民爭取權利。我們愛國家﹐ 可是國家不要讓我們犧牲太大﹐中央與地方的利益應該兼顧。　　外交官一心一意只對本國政府負責﹐與國內官員心態不同。國內的官員若是民選的話﹐他們當父母官的責任分量還比較重。奉派遣海外的官員一任三年﹐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執行中央政策﹐只要上司滿意﹐他們的官職便能保住﹐其至還會升官。較能善解人意的外交官﹐還好一點﹐要不然﹐情況就更糟。忽視當地華僑利益﹐甚至輕易犧牲華僑權益﹐時常發生。　　在報界﹐只要你有自己主見﹐就會得罪人﹐不順從人﹐經常會被人誤會。戰後復刊的《商報》立場一貫不變。基本上來說﹐我們對共產黨沒有深入理解﹐可是國民黨政府之腐敗是眾皆周知的事實﹐僑民基於愛國愛鄉之情﹐對中共可能有若干寄望﹐希望她取而代之﹐給她有個救國救難的機會。　　《商報》刊載新聞都採取中立﹐有關中國新聞大多來自國民黨主辦的中央社﹐同時採用美聯社、合眾國際社、法新社與路透社的電訊稿﹐儘量求快捷翔實。至於兩岸新聞的報導﹐問題是此地的華文報﹐ 有關中共的消息完全封鎖﹐沒有報導﹐否則便是些反共的宣傳文字。《商報》對兩邊的新聞都有報導﹐大陸方面的消息﹐好的壞的都刊登。我們認為大陸的國民黨政府既然倒了﹐現在由共產黨掌權﹐情形如何﹐我們至少要知道﹐究竟那是華僑的故鄉﹔冷戰使華僑與家鄉隔絕﹐ 但我們有親友在故土﹐我們自然關心﹐我們有責任把消息登出來幫助讀者了解大陸發生的事情。像大陸第一次試爆原子彈﹐除《商報》以外﹐沒有任何一家華文報報導這消息。站在辦報的立場來說﹐這種消息是應該讓讀者知道的。我們可以寫評論批評﹐但不能隱瞞著消息不報。　　我們報導有關大陸的新聞﹐不一定都是對中共有利的﹐三反五反的血腥消息﹐我們登了相當多。三反五反﹐在海外華僑心目中﹐對中共是不利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的六四事件﹐《商報》批評得最厲害。這事故反映了《商報》是以中華知識分子的立場批評時事。我認為沒有一個知識分子不對六四感到憤慨激怒。我們認為用坦克車鎮壓學生是不對的﹐我們不是支持趙紫陽﹐而是以一個海外中華知識分子的感性為出發點。　　我們的文藝版也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多半是一些本地作家投稿﹐ 有些業餘作家思想可能是比較左傾。我們沒有轉載大陸文藝作品。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們曾轉載過《大公報》的文章﹐但那時的《大公報》是站在民盟的立場。我們是有幾個特約的作家撰寫分析時事文章。四九年以前﹐也曾向一些中國有名氣的知識分子約過稿﹐像馬寅初等。　　菲律濱是個反共反得很厲害的國家﹐所以要在此地宣傳共產主義根本是站不住腳的。六Ｏ年代﹐世界籃球冠軍賽本來要在菲律濱舉行﹐ 便因不准入圍的南斯拉夫代表隊入境﹐致改移他國。因為共產黨武裝的威脅在菲律濱一直存在著﹐所以在言論上﹐反共的程度跟台灣比較﹐ 有過之而無不及。更何況我們兄弟根本沒有這麼做的必要。我們的背景、﹑家世不會讓我們走極端。我們對政治不感興趣﹐尤其是長城﹐有一次他對我說﹐頭版新聞不要算了﹐國際消息不用登也罷﹐副刊也可以不要。這是他氣憤時說的話﹐他實是個非常珍惜新聞自由與獨立的報人。當然基於辦報的精神﹐我們根本不能這麼做。　　我並不是說我們沒有立場﹐沒有立場便是一種立場。說沒有立場是騙人的。我們是有立場﹐但是沒有黨派。我們若是說過得罪人的話﹐ 也是站在民族情感的立場說話。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報》的立場是站在民族的立場﹐四九年以後還是站牢民族情感的立場。《商報》的這種立場是海外中華知識分子的心態﹐是站在為國家民族好的立場。我們可能會犯錯﹐但我們問心無愧。　　長城待人態度溫和儒雅﹐惟絕不懦弱。上面引述的話﹐只是他在生活的菲華商業社會中﹐遭受父執長輩與友朋善意規勸的精神壓力下的氣憤發洩。事實表明﹐長城是位能屈能伸的豪傑﹐他是一位堅強的新聞自由鬥士。他經常得為《商報》編務偏差背負黑鍋﹐抗拒來自敵友不同方面的沉重壓力﹐維護《商報》不偏不倚的辦報立場。　　長城交際手腕高超﹐能說善道﹐有理想有遠見﹐擇善固執﹐堅毅不拔﹐常為他的主張與見解﹐日以繼夜地與友朋爭辯論證﹐說服不少誠意友人。　　與我相反﹐他秉性外向﹐廣交朋友﹐由於忠誠於信仰﹐且沒有私心﹐故他倡導的海外華裔應當融合於所居住大社會的主張﹐以及對時局看法﹐多能說服人家﹐信服他的見解。　　長城與我都是在菲律濱出生及受教育﹐熱愛菲中兩個民族。生我者是中華父母﹔育我者是菲律濱奶媽。　　長城天賦聰穎﹐思想敏捷﹐且深思遠慮﹐構想周密﹐籌謀設策﹐ 非一般人所能及。

前一頁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