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融合主流社會

白拉易示副總統在全國記者會頒贈獎狀予本報總編輯于長庚先生　　華人應當融合於菲律濱主流社會的理念﹐便是由長城構想的。我們兄弟為這項主張反覆辯論商討﹐逐漸形成整套理論。鑒於國際客觀環境大氣候的轉變﹐海外華人在這歷史轉折階段﹐應當大膽地把華僑的落葉歸根的過客心態﹐蛻變為落地生根的融合於主流社會的思想。　　長城真誠相信這是二十世紀下半年代海外華人的唯一出路﹐全副精神投入﹐熱誠推廣宣揚。只要有人願意傾聽他的解說﹐他便會不疲不懈地從不同角度反覆申述解釋。　　菲律濱政界與報界朋友﹐以及美國與其他國家通訊員作家及使領館人員﹐對當時這被認為是違逆海外華僑社會主流思潮的論說﹐最初多抱存疑與不信的態度﹐因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的說法根植在大多數人腦海。長城依憑他三寸不爛之舌﹐真誠與熱情﹐爭取到無數的附和者。這也使他結交到許多菲律濱朝野與國際摯友。　　馬可仕總統一九七二年九月實施軍法統治後﹐大岷、中呂宋與南呂宋三個京畿軍區指揮官文丹諾、牙細亞與賈斯道將軍﹐到台灣考察及參照戒嚴法執行措施﹐曾到板橋的台灣生產教育所獄中探望我。他們告訴我說﹕「你們兄弟倡導的融合政策﹐馬可仕總統已付諸實施﹐ 希望你能夠返回菲國﹐共同為菲華社群融入主流社會的建國盡力。」　　馬可仕總統軍統後﹐及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前採納的菲華社群集體轉籍的簡化程序﹐便是以我們兄弟倡導的融合主張充作理論根據﹐可從這三位將領的話得到佐證。　　沒有長城對繼承父業與對新聞自由事業的執著﹐《商報》將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馬尼拉陷日之時壽終正寢。他排除萬難﹐拒絕棄筆從商的善意規勸﹐刻苦經營﹐才有《商報》兩度停刊後於一九四五年及一九八六年的復刊。　　大嫂楊綾瑞﹐在一九四五年《商報》復版時變賣首飾﹐充當復版的資金。她是大家閨秀﹐虔誠基督信徒﹐典型賢妻良母﹐育有二男四女﹐是好妻子、好母親﹐也是我們兄弟的好嫂嫂﹐對我與長籟愛護備至。大嫂對長城情有獨鍾﹐相親相愛﹐用「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來形容他們夫婦篤實感情﹐毫不為過。　　菲華融合的主張為我們贏得許多友人﹐也因而得罪中國國民黨駐菲律濱總支部。國民黨人是以嚴密控制菲華社會充當他們的政治本錢。故菲華人數在東南亞各國最少﹐但在台灣克難期間捐獻最多﹐因而受台灣國民黨當局格外重視。他們認為融合是拆他們的台﹐挖他們的根。因菲華社群﹐一旦融合﹐他們的根基便告喪失﹐故視我們為眼中針。　　不過﹐台灣在菲的政治影響力﹐不足影響菲國政策。《商報》在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後遭受三場大劫難﹐都是當美國亞洲政策重大改變的關頭。這使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是大時代的小人物。　　美國每當亞洲政策重大轉變﹐便異常重視東南亞華社的反應與動向﹐每每向我們兄弟及《商報》開刀﹐作為試探或者鎮壓東南亞華社的風球。　　第二世界大戰後﹐菲律濱是美國可隨心所欲推動任何政策的唯一東南亞國家。　　五十年代初期《商報》遭受迫害的打擊﹐便是在美總統杜魯門派遣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的朝鮮戰爭轉捩點時刻﹐三位與《商報》有關係的青年被逮捕並遣送台灣﹐我們可以肯定他們思想沒有問題。他們的身世與教育背景﹐應是右傾﹐及深受美國式民主自由教育的影響。　　如果要強加之罪﹐那便是他們都曾經歷中國八年抗日戰爭洗禮﹐ 富有民族感情﹐希望早日看到中國強盛。　　這三人是鮑居東、林華新與馬飄萍。鮑居東是個溫和謹慎的青年 ﹐很忠厚、很誠懇﹐是華僑中學童子軍教練﹐是個典型小資產階級﹐ 唯在學校裡活躍﹐深受學生愛戴﹐並經常為《商報》撰稿﹐國民黨為打擊異己﹐才對他開刀﹐加誣他在僑中升五星旗及唱中共國歌。在當時環境那是根本不可能﹐完全是捏造的誣告﹐沒有根據。　　林華新是與我一起長大的﹐他從學生時代便很活躍﹐是位游泳健將、武術好手及銅樂隊主幹。他是基督教青年會活動的成員﹐思想上是力求上進的有為青年。他受誣的可能原因是當《商報》駐宿務通訊員期間﹐曾因寫諷刺酸辣文章得罪一些人﹐也可能因他是位異常有幹勁的人。　　我曾為他的被捕去找當時移民局長法勃禮。法勃禮告訴我﹐林華新的主要「罪狀」是曾翻譯一篇美國故總統羅斯福遺孀訪問莫斯科的感想文章刊登在《商報》上。迫害他的人便是以這篇譯文充當作是共產黨人的罪證。假如連羅斯福夫人也咬定是共產黨員的話﹐那真是沒話可說了。　　另一位是馬飄萍﹐他在《商報》主編中國新聞剪稿。採用的報紙都是在國民黨佔據地區與香港報刊﹐沒有任何可疑的形跡。　　鮑居東、林華新與馬飄萍在遣送台灣後不久都先後獲釋。在當時台灣對共嫌判刑絕不軟手的年代﹐能得到輕易發落﹐顯示他們背景是清白﹐主動策劃他們遺送赴台﹐不是來自台灣當局﹐最大可能是地頭蛇的菲華國民黨人﹐配合美國在菲情治單位幹的。主要動力是來自美國方面。　　飽居東與林華新在台灣發了財﹐都成為大資本家富翁﹐馬飄萍生活也很寫意。三人都在台灣成家立業﹐現都還健在。　　事實證明他們三人是同我一樣﹐都是大時代的小人物﹐亦是美國政策試探或鎮壓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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